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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婚姻、生育的三位一体

来源: 作者: 发布时间:2007-09-09  

从广泛的背景上考察,西方国家的同居现象可归因于“性解放”,它最终打破了对同居的禁忌。过去的30年来,随着避孕技术越来越方便有效,媒体广告中对男女亲密关系的宣扬以及娱乐行业中的性服务兴盛,使非婚姻的性关系被广为接受。今天,许多人已不再把同居与过失、不体面或不正常等联系起来,同居伴侣也不那么被指责了。

但是,同居关系毕竟是一种偏离主流文化和主流生活模式的选择。在我国,大多数人还是按传统的“恋爱——结婚——生育”方式行事。同居,是个敏感的话题,这多少有些让跃跃欲试的男女不敢轻举妄动。

笔者从同居现象中得到的一个最主要的文化命题是: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传统的“三位一体”的标准模式,即结婚、性生活与生育三位一体的行为模式。所谓“三位一体”,首先是指缺一不可,即要有性生活,就要结婚,有性生活,还得有生育行为;不可以有无婚姻的性生活,甚至不可以有无生育的性生活。其次,“三位一体”模式被中国文化行为规范视为正当的,对它的任何偏离则被视为不正当或越轨的行为。最后,这个“三位一体”模式已成为理想生活的行为方式,几乎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,它的完成被视为完备的、完美的或成功的,而对它的任何偏离则被视为残缺不全的或失败的。

由于“三位一体”模式的存在,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:人们为得到其中的一项或两项,而不得不三项全部接受;同样,如果为拒绝其中一项或两项,那也就不得不三项全部放弃。全或无,舍此无他,这就是现实。如一些人为了给性关系找到惟一合法的形式,不得不结婚,不得不要孩子;也有一些人由于不愿结婚或不愿生儿育女,不得不放弃性生活。

显然,同居关系是“三位一体”模式之外的另一种两性关系。不愿生育,在一些人那里成为同居的原因之一;不愿接受婚姻制度,更是同居者最主要的特征。

“三位一体”模式的形成原因

首先来自我国的文化传统。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方式的要求是所谓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不能“齐家”(结婚,成家立业)的人就没有资格“治国、平天下”,即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参与社会生活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中心、重视个人发展的个人本位文化相比,中国传统文化具有“家本位”的特色,人是作为家庭的成员出现在社会当中的,他的行为要对“家”负责。因此,在西方文化中,结婚与否一般仅是个人的决定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,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,而且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务,一个人结不结婚,什么年龄结婚、跟谁结婚,无一不与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基于对血缘关系的注重,我们的文化中更有所谓的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说法。

其次,“三位一体”模式的形成还有着现实的社会经济原因。以城市为例,生活中有许多利益是金钱买不到的,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利益就是福利分房制度。结不结婚,有没有子女,不仅关系到分房的大小,甚至关系到有无资格分房。我们的社会中不是有许多人是为了分房而结婚的吗?因此,从深处想,福利分房制度正好同“三位一体”模式相符,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。

从日益增多的同居现象看,“三位一体”的坚固堡垒已经松动了,同居究竟是婚姻恐惧者的“避难所”还是新潮男女纵欲的借口?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,还是一场短暂的无聊游戏?这都是我们需要追问的。